从中越高层的频繁互动中 看“同志加兄弟”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

但意为心之所发，最终都未论到心上，言则等而下之，此后的各种分析哲学更可谓每况愈下。以意向性分析为主的现象学或许可以在阳明学领域找到不少灵感，但以将形而上学当作一门严格的学科而著称的现象学，能与阳明学有多大的亲缘性，恐怕也得存疑。

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这并不荒谬。奇怪的是，对于阐明理气关系殚精竭虑的程朱理学，在现代学人中却难以见到同样的同情者，倒是常见各种批判的声音。故现代学人多为心外无物做各种辩护，试图表明王阳明并不会无视外物的存在。对此，丁纪有很深入的分析：惟欲在一种意义论上为阳明学定位，而对其存在论向度之抱负取一种过分淡化之处理，恐未必为阳明本身所认肯。若不事亲，则不仅没有事亲之理在，连亲都不存。

本想立乎其大却失其大，不光失其大，丁纪所谓惟‘千古不磨一义之把持而一切排摈，虽自以为超绝千古，而必至于言语道断、出离古今也，其终不流为空幻虚无者几希【2】，最后至于王阳明以性善为藩篱而必欲决破之【2】而后止。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我们今天固然已无法将阳明讲学的语境还原为当时的场景，但如比观对照前面提到的针对一般民众即所谓愚夫愚妇说话的语气态度，则不难发现无论其施教的方式或言说的内容，相互之间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52]  陈文学诗的《鸦关使节诗》有句云：当宁思民瘼，观风走使星。[88]  孙奇逢：《王子文成》，《理学宗传》卷九，万红点校，第147页。[55]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第1395页。[133]考王杏嘉靖十四年（1535）之《书文录续编后》，亦曾明确提道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134]。

[99]  王守仁：《明王文成倪文正尺牍真迹卷》，《岳雪楼书画录》卷四，顾文彬、孔广陶：《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柳向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2—503页。[101]  宋人欧阳修称：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

八、薪火相传：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 当然，作为阳明心学理论和精神思想的学派传人，在黔中王门学者或有意提倡王学的官员看来，更当强调的是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151]。阳明初入黔地，即撰《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一文，盛赞宪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乐兹岩之胜，悯行旅之艰，而从士民之请也，乃捐资庀材，新其寺于岩之右，以为厘祝之所[105]。按嘉靖《普安州志》卷三《学校志》著录《阳明录》二部、《传习录》一部、《居夷集》二部，并云均布政司发下。他们两代人与阳明的交往，不可能不对地方社会产生影响。

[85]  王杏：《阳明书院》，嘉靖《贵州通志》卷六，第275页。因而及科致仕归，守仁为文以送之，又尝为之撰《远俗亭记》[51]，可见过从之密。五、授学乐群：黔中王门弟子的人数规模 阳明的在黔及门弟子，早在明万历年间，郭子章入黔了解情况后就曾感慨：王文成谪龙场，黔士大夫始兴起于学，当时龙场生问答，莫着其姓名[91]，遂长期影响了对黔中王门的客观评估。官为提学，而率诸生以师驿宰，奇亦甚矣。

[58]  邹国彬：《献征志》，《修文龙冈山重修阳明先生祠碑铭》，民国《修文县志稿存》卷六，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贵阳：修文地方志办公室，2009年内部点校本，第293页。而黔中王门作为阳明龙场悟道后最早产生的心学地域学派，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学术史的书写，都是决然不可轻易绕过或忽视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观察也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稍有必要强调的是，《居夷集》的撰作在贵州、刊刻在贵州，内容所涉也主要为贵州，对黔籍学者尤其是阳明及门弟子而言，稍一展卷诵读，便不能不立刻感到亲切而有情味，以为其人虽已远离黔地，精神影响仍长留在山川大地之间。[11]  张廷玉等：《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74]  张廷玉等：《席书传》，《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第5202页。又见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二百〇四，《诸儒学案·邵先生懿辰》，沈芝盈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3页。故明清两代之黔地方志，言及王门后学及其他耆旧人物里贯，或称贵州宣慰司人，或省作宣慰司人，或称贵州卫人，或称贵州前卫人，均今贵阳人。具见《续编》乃是《文录》的新刊补编本，以前后两书合而观之，则阳明著述已大体齐备。[146]  张新民：《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为中心的研究》，《孔学堂》2020年第3期。同时复般殷告诫说：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

故凡云明代史事，而称修文龙场者，皆以后代前，有失草率。有由养气入者，如气定则神自凝。

[166]  周作楫辑，朱德璲刊：《明耆旧传·陈汤·二马·吴合传·论赞》，道光《贵阳府志》卷七十，第1297页。[2]  郭子章：《黔记》卷十五，赵平略点校，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

阳明心学后来之所以风行天下，固然主要得力于门下弟子王艮、王畿等后学人物的发扬光大[63]，然穷流溯源讨论其早期的流衍传播，则不能不首推席书、毛科两位地方政府大员礼聘其讲学之功。是时恰为嘉靖十三年（1534），在阳明学被官方打成伪学的严峻政治势态下，王杏以激劝边人为正当理由，仍坚持立祠以祭祀阳明，较之嘉靖十六年（1537）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地，早了整整三年，是为全国最早的纪念阳明的祠祀。

书中云阳明任龙场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138]，则所据必为黔地刻本《居夷集》。[14]  杜铭《平越卫学记》云：粤若贵本古炎荒，蕞尔夷区，其类鸟言舌，椎髻卉裳，习尚刀戈，而好勇斗狠。以此观察阳明龙场之谪，也可说乃是：天假手于瑾玉王公于成者。[174]  邵懿辰：《半岩庐遗集·仪宋堂记》，清光绪三十四年邵章刻本。

阳明曾有《寓贵诗》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黄氏的批评不可谓不苛严，但即使如此，四库馆臣也依然认为，其于王门末流诸人，流于猖狂恣肆者，亦颇为回护。

[92]  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补遗》卷四，龚晓康、赵永刚主编：《阳明先生年谱辑存》（二），赵永刚、钟翌晨点校，第389页。[3]  胡直：《太虚轩稿·与唐仁卿书》，《胡直集》，张昭炜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0页。

考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曾有句云：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273页） [82]  郭子章：《黔记》卷三十九，赵平略点校，第874页。

[148]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王阳明：《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张新民审定，第485—486页。正是由于他与阳明的相互默契与配合，才使后者的讲学有了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合法性，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突破地方社会沉闷僵化的官学笼罩局面，开启一个新的心学时代强劲刚健、初生勃发之风。驾言道阻长，吾道歌沧浪。其学专右象山而抑考亭，尝着《鸣冤录》以明象山之冤，识者韪之[77]。

因此，如果说黔中学派开自阳明贵州龙冈书院[73]，那么其声势之壮大则当始自省城贵阳之文明书院。其说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2]。

冔至则裁决如流，税租不一指染[159]他们或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形成了全国最早的阳明学地域学派。

因此，也可说：先生谪寓兹土，遗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见，故于文致重也。如果考察其前后源流，尽管陈文学、汤冔、叶梧等前三贤，较诸后来兴起的第二代王门人物，尤其是被郭子章视为理学重要人物的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后三贤，他们思想性、学术性的话语言说虽不多，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的精义在实践，任何历史文化都不能缺少活生生的，以仁或良知为本体的人的下学上达的现实实践，而所谓实践并不离人生当然之理及其应行应为的社会日常生活，因而他们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方式，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仍不可忽视。